但是，试想如果我们能在理论上把人的生命、身体认定为人的最宝贵财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能像现在这样简单、抽象吗？应该不会。
民主程序的制约将会影响实体的价值，政治专政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消失殆尽。相应的实践是大量制定关于紧急情况的法律，将紧急权力纳入法律规范中来。
可行的措施是将对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司法审查局限于具体个案，而不是对其进行抽象的整体的模糊的判断。在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下，该宪制责任理应由作为特区首长的行政长官来承担，相应地，与维护香港本地安全有关的处理紧急情况的立法权也应被赋予行政长官。正如波斯纳所言：我们的宪法制度的优点之一是，法院不能对政策作判决，除非是并且一直要等到受该政策损害的某人提起一个案件。不同紧急情况的发生各具规律，表现在严重性、急迫性、特殊性等诸多方面，有的紧急情况发生之前会出现一些苗头或者征兆，而有的紧急情况则在短时间内出现。很显然，两者都将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
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实施的及时性与民主性的矛盾，从广义上来说包括紧急立法权与一般立法权或者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关系，但在紧急法场域内，其主要属于实体方面（权力配置） 的内容，不在此赘言。任何法律秩序建立在决断之上，而非规范之上，即主权者凭借其政治决断，而非依据现有的法律规范来建构法律秩序。此后儒家论述弑君的正当性时大多循这一理路。
如何在国王空位这一非常状态下，安定英国的宪制秩序。1935年之后，美浓部达吉的学说即遭到当局封杀与毁禁。明治宪法第五条相应的也规定：天皇依帝国议会之同意，行使立法权。[12]孟子主张桀纣被弑之时，只是一夫而非国君。
[40]二是在政治观念上，世俗化和主权化民族国家取得了独立于教会的永恒性。[17][美]C. H.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
在政治之体方面，它发展出了国王不死的理念。当他以英国国王的政治之体来说明日本天皇的机关属性时，实质上也就相当于在明治宪法中区分了天皇的政治之体与自然之体。虽然作为一部推崇君权的二元君主立宪制宪法，天皇主权说极力主张天皇的自然人人格与主权地位密不可分，但部分学者也逐渐承认两者间的内在张力。自然之体与政治之体并非判然分别，乃是联合，就像一个身体一样。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重点。汉语典籍中革命一词源于《易经·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相应地，弑君者把国王的地位降低为一个人民主权国家的执政官。[55]因而他极其精准地把握住了英国法上国王二体理论的关键点。
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于日本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著名理论天皇机关说之中。故而每次王朝更替，往往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在历史现实中，日本天皇的统治曾长时间被权臣和幕府架空。天皇机关说 德国学者康托洛维茨的著作《国王的两个身体》是英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一部巨著，开辟了一条深入理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成因与特质的蹊径。
[38]参见[日]芦部信喜、高桥和之：《宪法》（第3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21]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2-83页。[48]这种对国家、皇位和行使统治权的自然人的区分，已经高度接近政治之体与自然之体的分别，这就为新宪法学说的萌发提供了土壤。[57]即便如此，其学说仍为日本军国主义所不容。但在明治时期的政治现实下，美浓部达吉谨慎回避了天皇事实上总揽统治权的问题，在理论上承认君主立宪制而在现实中尊重绝对君主制。直至16世纪，英国法学家们都在强调：一个人格，两个身体。
如此一来，作为合众体的王冠就关联起了英国独有的主权概念王在咨议会在议会中（King in Council in Parliament）。依现行日本宪法第一条，天皇的国家象征地位来自于日本国民之公意的决定，则也可以由国民公意废除。
如前引布朗法官所言，国王的自然之体即便已经系狱，但他的名号仍然在政治之体中存续，仍处在议会之中。[37][日]长谷川正安：《日本宪法学的谱系》，熊红芝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7页。
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两次王朝更替。这样就在具体逻辑论证上实现了国王二体的分离，在惩处国王人身的同时，避免损害其职位的尊荣。
在机关地位的人之个人心理的意思，并非就是机关的意思。 焦洪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1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45]冈田朝太郎称：天皇御崩之时，……皇嗣即时践祚，……盖皇位者，法理上不可须臾间断者也。
这两个条款共同体现了天皇主权原则和天皇的神格。这部巨著涉猎广泛，在宪法学研究者读来，其中一个细节令人饶有兴味，即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中，议会如何通过国王二体观念证成审判和处决国王查理一世的合法性。
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在先的宪制安排已无法适应政治现实，必须通过革命来打破既定宪制。……‘这是一种内在于国王本人、内在于英格兰国王的权力。
这是受主权在君说的影响之最著的例。随着中世纪末期世俗王权逐步战胜教权，13世纪，英法等国确立起新的王朝继承法理：先王一经去世，其子或合法继承人即自动成为国王。
他的论述只能回避这些矛盾。……总揽统治权者，主权之‘体也。[36][日]冈田朝太郎口述，熊元翰编：《法学通论：宪法行政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国王的自然之体有生老病死，可能频繁更迭，但拟制的政治之体始终能够确保法定最高权力的恒定。（二）国王二体观念与天皇机关说的联系1912年，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系统提出了天皇机关说，其学说核心主张是：国家为拟制的法人人格，享有统治权。
本文通过东西方类似思想学说的比较，探讨这一观念的宪法意义。[5]处决查理一世的英国模式和处决路易十六的法国模式的具体差别，王凯博士在其研究中做过详细分析。
[42]与此相似，伊藤博文等明治时期的宪法学者也通过构造天皇的万世一系之皇统理念来巩固天皇作为主权者地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对国王空位的解决方式，可谓一个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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